金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人建立的,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。女真族人最初以渔猎为生,接触中原文化之后迅速汉化,在社会经济、政治等领域获得发展。吉林地区最初属于金的咸平路,后来改由金的上京路会宁府管辖(《吉林市市区文物志》)。吉林地区出土过大量金代文物,其中出土的窖藏铜钱,不仅种类繁多,而且数量巨大,从中可以管窥金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独特面貌。
蛟河市境内发现铜钱窖藏共10处,其中辽金时代的窖藏有5处,拉法窖藏出土的铜钱最多,总重量为350公斤,6万余枚。拉法窖藏出土的铜钱种类有汉代“五铢”、唐代“开元通宝”“乾元重宝”、北宋“太平通宝”“景德元宝”“熙宁重宝”。因为出土的铜钱包括金代铜钱“正隆元宝”,据此断定蛟河拉法窖藏是金代窖藏(《蛟河县志》)。
在桦甸市出土的文物中,最常见、数量最多的也是铜钱。桦甸市出土铜钱的地点有二十余处,出土的铜钱少则几十公斤,多则数百公斤。
金代“正隆元宝”
桦甸市磨盘山金代遗址出土的铜钱有123枚。出土时,铜钱装在一个灰色泥质鼓腹陶罐内。出土的铜钱有25种,绝大多数是北宋的铜钱,还有一些西汉、唐代和金代的铜钱。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枚西汉“五铢”铜钱,年代最晚的是1枚金代“正隆元宝”铜钱。出土的北宋铜钱种类繁多,有“宋元通宝”“至道元宝”“咸平元宝”“景德元宝”“祥符元宝”“天禧通宝”“天圣元宝”“皇宋通宝”“圣宋元宝”。这说明金代在海陵王完颜亮以前,东北地区通用的主要货币是北宋的铜钱(《桦甸县文物志》)。
1985年4月,在位于桦甸市桦郊乡罗圈沟村外的罗圈沟窖藏,发现各种铜钱一万两千余枚,多数是正隆三年(1158年)海陵王时期所铸的“正隆元宝”,还有1枚金世宗大定十八年(1178年)的“大定通宝”。这些铜钱中,年代最早的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“半两”和“五铢”铜钱,年代最晚的是南宋淳熙七年(1180年)以前铸造发行的“淳熙元宝”和金大定十八年(1178年)铸造发行的“大定通宝”。
据《金史》记载,“金初用辽宋旧钱”,但从出土的铜钱种类之多的情况看,不仅金代使用“辽宋旧钱”,中原历朝历代的铜钱在东北女真族人居住地区都是流通的。
除了罗圈沟窖藏之外,桦甸市的四道沟窖藏、苏密沟窖藏和橡胶厂窖藏,都是金代窖藏,都出土过大量铜钱。
汉代“五铢”铜钱
四道沟窖藏出土铜钱约150公斤,其中有1枚辽代铜钱为“乾统元宝”,为辽末天祚帝乾统(1101年—1110年)年间铸造。四道沟窖藏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钱是西汉“五铢”铜钱,年代最晚的是金代“大定通宝”。
苏密沟窖藏出土的铜钱约100公斤,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西汉“五铢”铜钱。在苏密沟窖藏出土的铜钱中,北宋的铜钱数量最多,占90%以上。出土的南宋铜钱,铸造时间都在淳熙七年(1180年)以前。苏密沟窖藏中发现的辽代铜钱种类比其他地方都多,有“清宁通宝”“咸雍通宝”“大安元宝”,均为辽代道宗时期铸造发行的。出土的金代铜钱有“正隆元宝”和“大定通宝”,年代最晚的是“淳熙元宝”和“大定通宝”。
橡胶厂窖藏出土了150余公斤铜钱,包括“半两”2枚,“五铢”19枚,“剪轮五铢”6枚,王莽“货泉”3枚,唐代“开元通宝”5枚、“乾元重宝”8枚,南唐“唐国通宝”6枚,后周“周元通宝”2枚,北宋铜钱151枚,南宋“建炎通宝”5枚,金代“正隆元宝”4枚(《桦甸县文物志》)。
磐石市辽金时期遗址已经确定的有14个,分别是砖庙、南山、西马架、小屯、胜利屯、东石头河、八面佛、杜家屯、安乐屯、长条屯、大沟村、西孤顶子、八家子、白石砬子遗址。在磐石市还发现了多处辽金时期的古窑遗址和古城址,如砖庙古窑址、明城古城、富太古城、金家屯古城、下柳家古城、翻身屯古城、后虎嘴子山城、炮台山山城。在这些遗址中,东石头河遗址在1952年出土过约3.5公斤铜钱,长条屯遗址在1970年出土过两堆铜钱(《磐石县文物志》)。
永吉县韩城子古城为金代古城。韩城子古城出土了80余枚铜钱,其中有唐代“开元通宝”4枚、“乾元通宝”1枚,金代“正隆元宝”3枚,其余皆为北宋的铜钱。
一是边境贸易。宋与辽、西夏、金等北方诸国,都设有官府垄断的榷场贸易。榷场贸易有利于防止边境走私,增加国家税收,互利互惠,安边绥远。但在榷场贸易中,双方都有严禁出口的物品,例如,宋、辽边贸,辽严禁皮裘、粮谷和马匹出口,宋严禁硫磺等军需物资、有关国家机密和朝政得失的书籍,以及钱币、漆、盐、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出口。由于这些双方官府严控出口的物资有利可图,民间走私活动持续不断,宋的铜钱因此大量流向北方契丹、女真及西夏等部落聚居地。《札子》记录了苏辙于元祐四年(1089年)出使辽国时见到的情形,他写道:“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,公私交易,并使本朝铜钱。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,而利之所在,势无由止。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,而所在常患钱少,盖散入四夷,势当尔也。”《札子》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宋钱“散入四夷”的情景。
二是宋对辽、金的岁贡,导致其铜钱大量外流。北宋和辽经过几番军事较量后,因北宋不敌辽,无奈之下以金钱换和平,接受了屈辱条件。北宋与辽签订了“澶渊之盟”,规定北宋每年向辽提供“助军旅之费”银10万两、绢20万匹。此后,北宋履约纳贡,北宋和辽百余年间相安无事。在南宋和金的军事较量中,南宋节节败退。南宋和金于天眷、皇统、隆兴、嘉定年间多次议和,签订的条约对于南宋来说,都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。除了割地赔款之外,南宋还要向金称臣。南宋每年向金交纳的岁币逐步增加到银30万两、绢30万匹。在古代,一般前朝的钱币,后朝都可以延续使用,所以,宋代进贡的铜钱中还混杂了一些宋代以前历代铸造的铜钱。
一是政权更替,战乱不断。辽末、金末、元末的军事角逐,导致政权更替和百姓流离失所。铜钱沉重,不便携带,官民掩埋铜钱,也就不难理解。每次政权更替,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迁徙,铜钱埋藏者很难有机会再回到原地寻找他们曾经埋藏的宝藏。
金、宋第二次议和后,战争暂告结束。1158年,金第四代皇帝完颜亮首次铸造发行了“正隆元宝”小平钱。1204年,金章宗铸造发行了“泰和通宝”真书钱。1213年,金第七代皇帝完颜永济铸造发行了“至宁元宝”铜钱。金宣宗迁都开封后,也铸造发行过铜钱。
在整个金代,铜钱的流通数量一直是不够的,官府为了解决“钱荒”的问题,不得不使用交钞作为替代品。可是,交钞在民间的口碑一直很差,始终没有取得法定货币应有的地位。
金章宗限钱令的初衷,是限制民间藏钱。但是因为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作为支撑,民间始终没有放弃对铜钱这种“硬通货”的需求。限制民间藏钱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,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依旧十分短缺。
金代银币“承安宝货”
由于金的铜储量和铜产量很低,因而铜钱始终无法取代纸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。金章宗时,纸币作为流通货币被大量发行,加之随后币制屡屡更改,金代币制开始陷入混乱,社会经济也随之陷入危机。朝廷被迫采取了一些经济上的对策,对策之一就是铸造银锭,使其流通。承安二年(1197年)开始铸造的“承安宝货”成为法定货币。“承安宝货”是我国货币史上第一次使用白银作为法定的通用货币。这是我国古代币制的一次改革,影响了元代及以后历代的币制。这次货币改革虽然没有改变金经济混乱的局面,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
吉林地区出土的铜钱为研究东北地区的货币史和民族关系,提供了实物证据。这些铜钱是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缩影,既展现了古代东北地区的繁荣贸易,也记录了战争与和平交替下的历史沧桑。
来源:吉林文脉